妙音書院

學佛與佛學聖嚴法師著　　　
　　作為一個佛教徒，本來就應該學佛與佛學不可分割，依據佛學的義理和方法，作為修學佛道的指標和依歸。如果僅僅研究佛學，那是一般的學者，可以用來作為著書立說、上課、演講的資料，甚至於作為謀取生活所需的工具，對於歷史文化的探討和介紹是有貢獻的，而對於他們自己的精神生活，乃至於人格的影響，品格的昇華，並沒有太多的作用。因此，這樣的人，被佛經裡形容成為「說食數寶」，也就是光唸菜單而不享用，代人計算財寶，不屬自己所有，皆無實益可言。　　
　　然而，一般的大眾，信仰佛教，並且也會念佛、吃素、打坐、誦經、拜懺，可是並不在意佛法義理所在，不懂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世間法、出世間法、入世、出世，乃至佛法和外道等的異同之處。從外表看，他們的確是佛教徒，當跟他們對談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和附佛法的外道，或者是民間信仰的神、道教並無兩樣，真是非常可惜的事！　　
　　正因為如此，自古以來的高僧大德都主張行、解並重，如鳥兩翼，如車兩輪。解而不行故無益，行而不解是盲從。基於這樣的理念，我當然是主張知行一致。因此，當時我對王陽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的哲學非常地贊同。雖然當時的全國上下都在以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來勉勵每一個人，我也能夠接受。若從「即知即行」、「即行即知」、「行解相應」的觀點來談，學佛與佛學是絕對地正確的。若要求大家「徹知徹悟」而後行，那就錯了，因為凡夫都是「後知後覺」者，所以孔子說：「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對的。中山先生在他的《孫文學說》裡，對這個問題舉了很多例子，直到現在，我對於沒有信佛教的人也是這樣的鼓勵，不需要精通佛教義理之後才開始信佛、學佛，應該開始了信佛、學佛之後，同時要增進對於佛法的理解。許多人，希望在瞭解佛法之後，要待能夠持戒清淨，才來成為佛教徒，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永遠沒有成為佛教徒的機會了。　　
　　在一九五七年開始，臺北佛教界的幾本刊物的負責人，知道我會寫文章，而且是在臺港幾家文學及哲學性的刊物投稿，也知道我寫了一本有關基督教與佛教的小書，所以紛紛向我約稿。我也正在希望把當時看到、想到、接觸到的若干佛學理論和佛教現狀的問題，寫出來分享給我們這個社會的讀者大眾。也可以說，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心願，要把正確的佛法和艱澀難懂的佛經佛理，用人人都能接受、看懂的文字表達出來，提供給需要佛法的大眾。所以，能有幾個刊物，提供我發表的園地，真要感謝他們！縱然，這些刊物雖有定價，但是賣不了錢，對於作者也就不會提供稿酬。然而，對我來講，金錢不是問題，只要有人能夠看我的文章而接受佛法，我就感到滿足了。當時我用了幾個不同的筆名，其中以「醒世將軍」用得較多，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五十歲以上的佛教徒，就是因為當時看了「醒世將軍」的文章而信佛、學佛的。可是，他們多半已經不知道那究竟是誰了。　　
　　近世以來，從佛教徒本身的表現看也好，從學者們對於佛教的認識和價值的評斷來看也好，可以用幾個名詞來說明：迷信、消極、不生產、分利分子。其實，釋迦牟尼佛所創的佛教，並不是這個樣子，出家僧團中的僧人，每天都有他們該做而須做的事，那叫作精進的修行，而且也不脫離人群。例如釋迦牟尼佛制定比丘必須向人間托鉢，藉此機會將佛法的理念和精神以及佛教徒的生活軌範、五戒、十善，傳擴到人間去，所以稱他們為遊化人間的「人間比丘」。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向一位農夫托鉢乞食，那位農夫請問佛陀釋迦牟尼：「我們種田，所以有食物吃，你不種田怎麼也要吃？」佛陀的回答是：「你種田，我們沙門比丘也種田，你是種山野的泥田，我們是種廣大眾生的心田。」農夫聽了，非常歡喜。而傳到中國的佛教，因為社會的風俗輕視乞丐的行為，所以比丘只有在寺院的山林裡自耕自食，就像唐代的百丈禪師當時所說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也沒有不事生產。　　
　　然而，到了近世以來，大的寺院靠山林和農地的租收維持，小的鄉村和城市的寺院，就靠香火、經懺和信徒的應酬交際來維持。他們未必沒有課誦或禪修，但和整個廣大社會的群眾脫節卻係事實。也由於這樣的原因，寺院的經營，既不是為了教化社會，對法的弘揚也就顯得並不重要，既然不需要弘揚佛法，也就沒有人來培養弘法的人才和感到弘法人才的需要，以至於佛教給人的印象和看法，就變成了逃避現實，與世無益，甚至迷信有害，而應加以廢止和淘汰的宗教。
　　　　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代的楊文會仁山居士，要提倡刻印佛經、流通佛書，並且成立學院，培育僧俗的弘法人才了。他的學生太虛，起而提倡「人生佛教」；太虛的學生印順，繼而主張「人間佛教」；我的師父東初老人，則辦《人生》月刊；而我自己在臺灣創立「法鼓山 」，目的是在「建設人間淨土」。這都是為了挽救佛教慧命於倒懸的措施，也是回歸佛陀釋迦牟尼本懷的運動。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之間，我針對著這些問題，寫了十多篇文章，就是為了釐清這些問題。例如寺院以經懺佛事作為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便使得僧眾以念經、拜懺、念佛的修行當作謀利的工具，而失去了修行的意義；信徒們跟寺院來往，要求代為誦經拜懺，並議價計酬，一卷經多少錢，一部懺多少錢，兩個小時多少錢，一天多少錢，便使得三寶之一的僧寶，失去了值得敬重的尊嚴和地位，而把他們當作木工、裁縫、廚師等等的僱傭同等看待，所以不稱「師父」而叫「師傅」了。可是，幾百年來，佛教中還是依靠經懺而苟延殘喘地維繫了下來，也有它不可磨滅的功用。為此，我便寫了一篇〈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的萬言長文，我的結語是：「佛事總是要做的。不過，理想的佛事，絕不是買賣。應該是修持方法的實踐指導與請求指導，因為僧眾的責任，是在積極的化導，不是消極地以經懺謀生。」　　
　　「各道場盡可能皆以弘法為要務，盡可能都以信施（不是買賣）來維持。不得已而非做『經懺』不可者，則佛事是齋主與僧眾雙方的修持，凡做佛事，僧眾固該如理如法，虔敬以赴，齋主閤家也該跟隨僧眾參加禮誦，以其超薦先亡的機會，共浴佛教的甘露法味。最低限度，也得於佛事之中，增加一個向齋主說明佛教及佛事大意的節目。唯有如此，庶幾不將僧眾當作計時賞酬的工人同等看待，庶幾不失佛事之為佛事的莊嚴。」　　
　　另外，認為佛教消極，對社會沒有貢獻這種形象，我也屢次提出了說明，例如：　　
　　我在〈人心的安頓和自性的超脫〉那篇文章裡邊說到：「一般的學者，往往攻擊佛教的自私和遁世，說佛教主張涅槃寂靜，主張超出三界，而不將自己貢獻出來，美化這個現實的人類社會……。粗看起來，佛教講求個人自性的解脫和昇華，好像是自私的；事實上，這一自私的終點，正是慈悲精神的圓滿表現，自私是為個人的超脫，但若要求獲得個人的超脫，又非以慈悲救世的心量和行為來換取不可。」　　
　　又在〈理想的社會〉那篇文章裡曾提到：「世間淺見人士，都以為佛教的人生過於消極，因為學佛的最後目的是在超脫三界，離開這個世界，而不是來努力於這個世界的建設。事實上，離開這個世界是學佛的目的，建設這個世界才是學佛的手段。」　　
　　「佛教的教化，是使得人人各安本分，不但『諸惡莫作』，而且『眾善奉行』，凡是有害於一切眾生的事情，佛教徒不會去做，凡是有益於大眾福利的，佛教徒則『從善如流』。」　　
　　正由於我有這樣的想法，故對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的主張，相當認同，對印順法師《佛在人間》那一本書，也很讚歎。佛教，應該是落實在人間社會，然後逐級提昇，而到達佛的果位。斷不能否定或者忽略了它的人間性而空談菩薩與佛的境界。　　
　　在這時代以前的中國佛教，大概是從宋末至清末民初的階段，僅有少數的學者們研究高深的佛理，卻忽略了人間的實用性。普遍地，佛教徒們無從理解佛法的實用性及合理性，僅落於形式的、軀殼的信仰，那就是因為學佛與佛學不能兼顧並重，而產生了嚴重的流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