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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化的日本佛教

一、感想

  我到日本之後,由於生活緊迫,除了努力於語文及課業,尚得忙於炊洗採購,所以雖有幾家雜誌向我索稿,仍未能夠應命。不過,當我來日前夕,家師東初老人曾有一番訓示:盼我能效法顯、玄奘、義淨之西遊,或效空海、最澄、圓仁等之入唐。法顯之有《佛國記》,玄奘之有《大唐西域記》,義淨之有《南海寄歸內法傳》,均為印度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載。空海返日而創真言宗,最澄東返建天臺法幢;圓仁留下的著作,關於入唐記載的,以《入唐求法巡禮記》一書最有名,當他入唐之時,正值唐武宗破滅佛法,他在中國也險遭池魚之殃,他在這書之中,記載了許多為中國史書所未載的當時的史實。此外,圓仁又留下了《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入唐記》、《入唐諸家傳考》等書,均為當時唐代的中國佛教,保存了極為珍貴的史料。

  我來日本求法的年齡,正如義淨三藏西遊的年齡,但我豈敢和義淨三藏比較呢?在我的觀察,正如佛陀的預記,眾生的福慧質地──善根,去佛世越遠,越形澆薄,聖人不復出世,賢者亦難遭遇。生在今世的聖嚴,固由於略具少慧而為教界所重視,若生於隋唐時代,求做智者、賢首、奘公、窺基等的入門弟子,恐怕尚不夠格哩!

  雖然如此,我也不敢自棄,我既生於今世,且能成為中國的比丘,又有機會到了日本,我就不能沒有責任了。所以,當我來日之後,除了對於書本的學習,尤其更重於日本佛教現狀的關注。假如僅在書本上下工夫,則正如一位大德所說:「要學日本佛教的研究態度,及其已得成果的利用,不必留日,也可學好。」

  因此,我在日本,凡是有關佛教的事物和現象,均愛蒐集和探問,在不損及日人的自尊心的限度內,日人也很樂意告訴我的。我雖沒有準備寫一部《入日求法巡禮記》,但我願意將蒐集到的資料彙集起來,逐篇地向國內報告。

  二、日本佛教的趨勢

  我們知道,日本本身沒有自己的文化,日本如說也有自己的文化,那是從中國文化中吸取了養料之後的再度生長而成。但是,每一個民族,均有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大觀,日本的大和民族也不例外。故當我國隋唐時代,佛教初傳日本之際,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間,也為對於佛教的迎拒問題而發生爭端。終由於新派勝利而將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文化,盡量吸收和弘揚,甚至日本第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聖德太子,將佛法的精神,制定憲法,作為國民的基準。因此,佛教在日本,曾有好多個世紀為貴族所崇,亦為民間所奉,乃至到了現在,在全日本共計一億四千五百多萬人口之中,佛教徒仍佔有七千二百三十三萬一千多人,其餘的除了六十七萬九千三百多人是屬於基督教的新舊兩派的教徒之外,神社神道系的信徒,即佔了五千六百二十二萬八千多人。我們對此仍須明白,此在明治維新(百年)之前,未倡神佛分離之時,信神社神道的人也信佛教,縱然到了目前,仍有不少神社的信徒是兼信佛教的,可知,佛教文化之與日本的關係之深切了。也正因此,日本的佛教雖仰給於中國的輸入,進口之後,則已加入了日本的地域性的色彩,正如佛教由印度經西域至中國,到了中國又自成為中國型態的佛教一樣。日本佛教的日本化最顯著的,乃是親鸞的淨土真宗,特別是日蓮的日蓮宗。

  可是,縱然有了日本化的佛教出現,佛教終究是由外國引入的。尤其當時的西洋科學文明的浪潮洶湧,中國的張之洞,提倡「中學西用」,主張廟產興學;日本的明治天皇,在技術上積極地採用西方的科學文明,在理念上則基於皇權至上的復古主義──日本的天皇便是立足於神道崇拜的基礎之上──所以站在以神社神道為國粹或國魂的立場,便來排擠佛教。

  在此應當說明,日本的神社神道,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神鬼信仰,在中國,諸如關公、岳王、玄天、媽祖、城隍、土地等的信仰,是對某些忠臣、義士、仁人、善人的崇仰,認為他們在生之日既能公正不欺,死了之後,必為英明的神靈。至於日本的神社神道,則類於中國的祖先崇拜,是由原始社會的社稷崇拜而來,他們以為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而來,天神下降而有大和民族的繁衍,本為神的子孫,死後復歸為神,祀於神社。日本人生時為人,死後進入神社即為神。所以,他們的神社即是祖祠,信神是信諸神,求神是求祖先的庇佑。因此,有一位旅日二十來年的楊先生,曾經問我:「日本人的神社崇拜,在大祭日,都是人山人海,那些日本人跪在露地,往往通宵達旦,如醉如癡,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他們如此虔誠的呢?」我告訴他:「這就是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所在,我國雖也講國魂和民族精神,但僅屬於抽象的,在日本是具體的一種神社神道的信仰,日本人相信他們的已成了神的民族英雄們及祖先們,永遠地保護他們。日本人信佛普遍而且虔誠,因為他們相信日本的諸神,都是佛菩薩的化身。」

  可惜,自奈良時代(西元七七八一年)以來,即漸次完成的神佛合一的化現思想,到了明治維新之世,便將之破壞了。一時間廢佛毀寺逐僧的風潮,幾乎要使佛教在日本消滅!

  世事往往是相反適相成的,正所謂否極泰來,打擊越嚴重,轉機的希望也越強烈。打擊佛教的起因是為了迎接西方的技術文明,日本的佛教界也就面對現實,派了優秀的人才赴歐美考察,繼之以派遣學生到歐洲留學,學習歐美學者利用科學方法研究佛教的梵文及巴利文原典,並以語言學為工具,對大小乘的佛典,做歷史的考據和比較。

  日本的佛教徒,在歐美的社會中,知道了西洋近代文明中,已有法律規定和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以向明治天皇的維新政府提出,到了明治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八九年),便以憲法第二十八條,對信仰自由的事實,做了明文的規定。

  但是,日本佛教在明治以前,雖有許多缺點,總還以佛法的修行及戒律的持守為本務,即使在家型態的淨土真宗和日蓮宗,也極端主張修持。然在明治以後,由於時代環境的轉變,引進了學術研究的新方法,遂漸漸地放鬆了修證實踐的工夫,而且形成一個正好相反的對比:研究風氣越高,修行的風氣便越低。直到現在,日本的佛教學者,無不直下承認,日本佛教無修行,縱然尚有真實的修行者,也是非常稀少了。不過,請勿誤解,我並沒有說日本的佛教學者的信心不堅固,也沒有說他們的宗教情緒低落。相反地,我所見到的幾位名學者,例如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的中村元博士,他也是淨土真宗的僧侶,當他引導我們參觀他們佛教青年會的禪堂之時,他首先坐下來端身靜觀,對於所奉的佛像也極恭敬。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的牧田諦亮博士,他是淨土宗的僧侶,到臺灣訪問時,每進寺院,均極虔敬地禮佛誦經。大致上,他們都嚮往能有一個環境,讓他們真正的修行。但在日本這個工商業化的社會中,加上了各自的教職和寺職的擔任,已不容他們離開研究室而走入專門於禪修的環境了。說句老實話,今日的中國佛教,在修持和研究這兩方面,究竟選擇了那一方面呢?修持的環境談不上,研究的風氣更談不上呀!甚至在宗教信念和宗教情緒方面,也有檢討的餘地。當然,在佛教生活的型態和實質上,我寧願喜歡中國的佛教,至少,我們的比丘尚未結婚、尚在茹素。

  可是,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佛教再不振作精神,迎頭趕上時代的環境,就有被環境所淘汰的危機,縱然沒有政治力的摧毀和外教徒的破壞,中國佛教如果就此下去,也有滅亡之憂。因為我們很少有人研究問題,更沒有集體研究問題的風氣,所以多半不知有問題,有了問題也無法解決,研究好了方案也無從實施。此在古代社會,不成憂痛,在今天的時代,則大不相同。這一癥結,是在我們缺乏組織力量,甚至某些敏感的人物還怕佛教有組織力量,教外的人怕佛教有了組織會強大起來,教內本身也不合作。佛教的寺院,可以因某人而興,也會因某人而廢,寺院與寺院之間,得不到守望相助與互為周濟的益處。此在日本,已不成問題,當第二次大戰期中,日本佛教亦如日本的其他設施一樣,元氣大喪。但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制度,對於重建戰後佛教的貢獻極大,他們在同一宗派之內,組織共濟會,彼此互助,這是經濟方面的收穫;另在人員方面,也能互通有無。宗內的寺院住持,固以父子傳承為原則,如遇某寺的住持無子,可以收徒,如果其子不肖、收徒又無能,宗內便由宗務會議選派能者和賢者去補充。而且,在各宗之內,極端重視後繼人才的養成,目下的日本佛教,主要的各宗派幾乎都已有了自宗所辦的大學,自宗沒有大學的,也會把青年人送進他宗的或公立的大學主研究佛學,比如我所就讀的立正大學,是日蓮宗辦的,就有創價學會及立正佼成會的青年在裡面攻讀。他們一般的要求是在得到佛學的碩士學位者,才有被考慮成為寺院住持的後繼者的可能。完成碩士學位之後,尚須至各宗的大本山,接受宗教生活的訓練,為期一月乃至數月。各項考核及格,始正式成為僧侶。所以,在日本,有蓄妻生子的和尚(不是比丘),卻沒有無知粗俗的住持。正因如此,在日本穿著僧服外出,絕不會遇到施之以白眼和譏笑的人。此在我們國內,倒是常有的事了,原因何在呢?

  三、各種學會紛紛成立

  前面已經說到,日本佛教的趨勢,是研究的風氣高揚,實修的風氣消沈。因為時代的狂風,逼著他們非動頭腦研究和發表不可。初期西洋的東方學者研究佛教,大抵是做考據工作,考證佛陀的歷史和佛教教團的歷史過程,現代則進而研求佛教的哲學思惟方法和理念的價值功用。佛教徒為了佛陀的歷史性不被否定,所以也要加入考據的行列。為了證明佛法的思惟方法和理念價值,不但能夠立足,而且超勝於一切哲學思想,所以要加入哲學家的行列。同時,佛教的全部典籍,其內容之龐大,猶如煙海,為了使得後學者的便利運用,又不得不以科學方法予以整理、分類,再組織。又由於處身於這個瞬息萬變的科學大發明的時代中,有著更多的問題,向著佛教湧來,佛教固然絕對經得起永恆不斷的任何考驗,但對各種新事物、新現象的認識和站在佛法立場的解釋,其間便不得不用頭腦來研究分析和整理了。因此,身為對時代動向反應敏感的日本佛教徒,便把最優秀的人才,送進了大學的研究所。

  假如國內的道友之中,有人要說:「學佛為了生死,研究乃是生死的資糧;參禪悟道,便能解決一切問題,研究發表,無非是生死的葛藤。」這種觀念,我當然是贊成的。若能修行得力,自以修行為上,否則若就其次,研究發表仍是維繫佛法慧命的方便之一。我們處身末法時代,不用自棄,也不得自慢。假如標榜修行而僅是口號,反對研究又成了事實,那是很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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